吕建中：透过向后弯曲的石油供应曲线

近期，围绕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各方面的分析评论很多，大都是针对国际石油市场供需基本面宽松、遭遇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欧佩克联盟深化减产谈判失败、沙特掀起价格战、国际市场出现恐慌等等事件线索，进行关联性分析和趋势性研判。其实，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一条特殊规律，即供应曲线向后弯曲。了解这一点，对分析市场走势和制定应对之策很有意义。

高油价时不愿增产、低油价时不愿减产

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商品价格主要受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影响。即当一种商品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将下降，然后供应减少、需求增加，直至出现供不应求，价格又会止跌回涨。如此供需关系循环往复、价格有涨有跌，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下，形成经典的供应曲线和需求曲线。

但是，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由于石油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及战略属性，经常会出现“向后弯曲的供需曲线”，即在高油价时期，石油生产供应方不是随着油价上涨而积极地增产，相反是控制甚至减少产量，避免因供过于求造成油价下降;石油需求方则因担心油价进一步上涨，越涨越买，大量增加储备。而在低油价时期，随着油价的下降，石油生产供应方不愿意减产保价，甚至会大幅度增产。对此的解释是，石油资源国(特别是欧佩克成员国家)的石油收入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当油价处于高位时，石油输出国赚得盆满钵满，财政收入充裕，缺乏增产的积极性。只要预期的油价升幅带来的收益等于或超过石油财富的投资收益，就宁可控制和减少产量，把资源保存在地下。当油价下降或处于低位时，为了满足国家财政开支的需要，不得不靠增加产量弥补油价下跌损失的收益。如果石油输出国的目标收益没有达到，只要石油开采还有利可图，就会尽可能增加开采量和销售量。

近几十年来，石油输出国十分重视炼油化工等下游业务，借助一体化机制弱化了对国际油价波动的敏感性。同时，大力发展非油经济，像沙特提出的“2030年愿景”计划，就是致力于改变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使私有经济的贡献率从目前的40%提高到65%，减轻国民经济对石油财政的依赖。加之非欧佩克国家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地位提高，使向后弯曲的供应曲线逐步趋于正常。但是，受石油金融属性的影响，期货市场投机因素增多，油价泡沫成分增加，各国石油储备规模也越来越大，部分石油从资源国的地下转移到消费国的油库，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供需关系和价格信号，石油输出国出于与消费国、国际投机商博弈的需要，对高油价时增产、低油价时减产都十分谨慎。

增产还是减产成为各方博弈的艰难选择

著名的博弈论——囚徒困境十分适用说明当前的国际石油市场竞争状态。即，虽然合作对博弈各方都最有利，但要实现合作却十分困难。往往个体的最佳选择并非集体的最佳选择，个体的理性选择却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结果。这场因减产计划谈崩而引发的“价格战”，就是一场产油国之间代价昂贵的博弈，也是一场对地缘政治、国家财力、油气产业的严峻考验。市场在“流血”，“谁先眨眼谁就输”。

自2016年以来，由于国际石油市场供应过剩，油价总体上处于中低水平，并始终存在着下跌的压力。2017年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和以俄罗斯为首的非欧佩克主要产油国结成减产联盟，综合减产执行率很高，但同期美国页岩油产量继续大幅度增加，冲抵了减产的效果，国际石油市场供需宽松的局面并未实质性改变。最近出现的油价大幅度下跌，应是几年前跌势的延续，并再现了多方博弈的艰难选择。

首先，在现有生产设施下，只有保持或增加产量，才能摊薄单位生产成本，但需要产量优化和技术创新。从油田开采技术的角度看，关井减产容易，复产增产困难，未来需要增加更多的投资费用;其次，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市场需求不足，只有保持或增加生产供应量，积极抢占市场，才能实现薄利多销。这对石油输出国的能源外交、市场开发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再者，面对新能源、非常规资源的快速崛起，传统石油生产供应商通过向市场提供较低价格的石油，可以有效打压高成本的新进入者，而页岩油气生产供应商也不会坐以待毙，将进一步展示其在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大幅度降低成本方面的独特优势。

石油，10%是经济，90%是政治。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博弈免不了渗透太多的地缘政治因素。主要石油生产、出口大国，加上主要石油消费、进口大国，以及各类政府间联盟、卡塔尔组织等，借助不同的舞台开展着不同程度的政治、外交甚至军事较量。在过去3年多来，俄罗斯愿意留在OPEC+联盟内，与沙特等石油输出国结盟支撑油价，既为本国石油财政收入带来了现实好处，也同时助推了美国页岩油气产业的大发展。今天，俄罗斯不愿与沙特联合深化减产保价，甚至不惜迎接价格战，与美国持续经济制裁俄罗斯不无关系。眼下全球石油需求正面临大幅萎缩，供应端的“增产降价争市”却已硝烟弥漫。

国际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综合实力的较量

今年1月，笔者曾赴沙特参加国际石油技术大会并访问了沙特阿美公司，对这家排名全球第一的大石油公司印象深刻。公司拥有雄厚的资源基础、世界一流的技术以及国际化程度很高的经营管理，在首次IPO后就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根据年报，2018-2019年，沙特阿美的净收入分别为1111亿美元和882亿美元、自由现金流分别为858亿美元和783亿美元、资本支出分别为351亿美元和328亿美元。同时，沙特还拥有近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显然具备挑起价格战的底气。

俄罗斯的油气收入占到国民总收入的40%左右，油气及其产品出口占到国家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尽管这几年俄罗斯积累了一定的石油财富，据称其主权财富基金规模已达到了1500亿美元，但是由于俄罗斯需要保障石油收入和现金流，宁愿选择打价格战、抢占市场，也不愿意联合减产。有一点经常被大家忽视，2019年沙特生产原油5.7亿吨、出口3.66亿吨，生产天然气1190亿立方米、暂时没有出口;俄罗斯生产原油5.6亿吨、出口2.6亿吨，生产天然气7400亿立方米、出口2200亿立方米。沙特主要靠原油出口，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收入占到油气出口收入近一半，可以“以气补油”。随着全球天然气产业特别是国际LNG贸易的大发展，虽然沙特已明确表示也要大力发展自己的天然气业务，但总体上还是坚定地着眼于石油项目。近几年，受油气价格下跌的影响，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明显减少。从这个角度分析，沙特和俄罗斯应该能够重返谈判桌。

再看看美国，2019年生产原油7.4亿吨、进口3.4亿吨、出口1.4亿吨，生产天然气9300亿立方米、进口760亿立方米、出口1400亿立方米。作为石油消费大国，美国显然可以从油价下跌中受益。由于美国油气产量中页岩油气的比重占到一半以上，自然也不希望油价长期处于超低水平。从上一轮低油价到这一次油价大幅度下跌，大家都很关注美国页岩油气的投资费用、边际成本、盈亏平衡点等，其实这种在成熟市场经济、良好创新生态、激烈竞争环境下崛起的产业，根本不用担心其生存发展能力。

唯有实力强大的成本领先者才能笑到最后

在正常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油气行业同样遵循“市场决定价格、价格决定成本、成本决定利润、利润决定生存和发展”的逻辑。价格作为促进资源配置一只无形的手，上涨可以带动资本投入，下跌则是一种淘汰机制，促进市场重新洗牌、出清，正所谓“等到潮水退去时，才知道谁在裸泳”。在2000年后的那段高油价时期，全球主要能源公司的油气上游资本性支出总额几乎翻了一番，特别是北美页岩油气的大发展，巴西深水盐下的大发现以及世界多地超级盆地、老油田的“焕发青春”等，使全球油气行业俨然再现了一波淘金热。

2016年以来的持续中低油价，已陆续淘汰了不少“弄潮者”。有研究报告显示，近几年美国页岩油气领域破产的大中型企业已超过200家，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企业。有人甚至认为，美国页岩油行业已出现衰退迹象。在今天这种价格战之后，能够“打扫战场”的必然是实力强大的成本领先者。每次当油价大幅度下跌时，人们总习惯于用石油生产成本去预测油价下跌的底线。显然，成本不是价格下跌的底线，相反价格却是成本上涨的天花板，任何成本都不是刚性不变的，需要随着市场供需和价格的变化而变化。

根据国际咨询公司的分析报告，在2000-2013年期间，全球上游成本指数随着油价的上升增长了近1倍，但总成本占总收入的比例基本稳定。当时，曾按照内部收益率为10%对北美主要页岩油产区的盈亏平衡点进行测算，结论是当油价降到60-70美元/桶时，会有一半以上的开发项目受到威胁;当油价低于50美元/桶时，仅有30%的产区可以盈利。但是，2014-2016年的那轮油价下跌时，并没有造成大批页岩油气生产商破产倒闭，经营者自我保护的天性倒逼成本水平不断下移。有人说，这次沙特、俄罗斯挑起的价格战，是不愿意再为页岩油和其他生产商提供底部支撑，他们真的会成功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国际油价涨跌是把“双刃剑”，对全球和中国经济都有利有弊。中国是石油消费、进口大国，沙特和俄罗斯分别是中国原油进口的第一大和第二大来源国，两国向中国的原油出口量更是分别占到其出口总量的20%和30%。中国也是全球第7大石油生产国，油价大幅度下跌必将对国内油气勘探开发产业造成巨大冲击。面对全球石油市场的风云变幻，中国显然不可能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