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丁时期，虎方以青铜立国，控制着长江中游一线的铜矿山

武丁时期，虎方以青铜立国，控制着长江中游一线的铜矿山

大洋洲是江西省新干县的一座小镇，位于赣江中游的东岸，大洋洲镇旁的程家村涝背空旷的平地上，曾有几个高大的沙堆，长年挖沙护堤的村民，逐渐将此铲为平地，它的神话传说一直流行在民间。1989年9月20日，村民挖沙的铁铲无意中搅动了静静埋藏在这里的三千余年的遗物，出土文物达一千三百七十五件，其中，青铜器四百七十五件，玉器七百五十四件（颗），陶器和原始瓷器一百三十九件。这是一座商代大墓，距今约有三千二百年，这批文物数量大，品种多，器形奇，铸造精，雕琢细，纹饰美。中国青铜文明再次闪耀出迷人的光辉，改写了商代的历史，国人为之震惊，世界为之轰动，这一发现曾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再获“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殊荣。

因遗址地处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所以，被习称为“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遗址”。“商代”，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时间参考系和一个时代坐标。

如今，赣江就在它西面，相距不到一公里，往北流去，进入鄱阳湖，再往北，就进入江汉流域了。

这条水路，一直通往中原，而商文化的影响，由北向南，大概沿这条水路南来。从新干大洋洲大墓所出土的器物中，很容易看到中原商文化对江南的影响。

影响归影响，但它并非商文化，其本身，还是属于长江流域吴城文化的一部分。从大洋洲向西，越过赣江约二十公里处，就到了樟树吴城，这里就是吴城文化遗址。

由此再往北去，进入九江地区，在长江边上的瑞昌，有个叫铜岭村的地方，有一处三千三百年前的铜矿冶炼遗址。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此类遗址。距长江约7公里，离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约40公里，还有一百多处铜矿遗址，大致在这一沿线上，在赣江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以南分布，坐落在鄱阳湖和洞庭湖之间。

这江湖怀抱的平原，就是商代江南，就是吴城文化发祥地。

在殷商人眼里，江南是什么？是铜！青铜文化不能没有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全靠铜。殷商人以铜为“金”，称南下掠铜为“俘金”，贸易为“贡金”。

有人对商代青铜器做过铅同位素测试，发现安阳商代彝器中，有一部分是用瑞昌铜岭矿石冶铸的，与吴城文化和新干大洋洲遗存用的是同样的矿石。这表明，殷商人有一条青铜之路，也就是他们的“贡金”“俘金”路线，进入了吴城文化地盘。

对于殷商人来说，铜很重要，因为商朝的核心，无论神权，还是王权，都要靠铜来支撑。有专家指出，中国上古三代时期，建都选址，多靠近铜锡矿产地。

可迁来迁去，终归还是改变不了资源短缺的局面。到了武丁时，目光就越出了中原。他目光南下，看得很远，发现铜矿都在长江一线，尤其长江南岸赣鄱平原，铜矿用不完。史载武丁南征，“奋伐荆楚”，由楚入赣，开辟了一条“俘金”路线。

从吴城文化遗址来看，它与商代武丁中兴大约同时。无论樟树吴城文化遗址，还是新干大洋洲文化遗存，“虎”都是它们的标志物：獠牙，有两尾，通体都是几何纹，背上立一只鸟，被称为“伏鸟双尾青铜虎”。

甲骨文中，作为国族名称的“虎”，有“虎侯”和“虎方”，“虎侯”是商王近臣，封于庸，在王畿内；而“虎方”为方国，在商朝以外。

关于“虎方”，有一条与战争有关的卜辞，见于甲骨文，是武丁下令，要“举”和“望”两族随王师一道去征伐“虎方”，为此举行仪式，卜问先王。武丁虽善战，但还是没必胜的把握，要卜问先王。看来“虎方”不弱，胜负难以预料。

从樟树吴城遗址里，能够看到这次战争的结局。在将近4米深的外城壕中，发掘面积还不到10平方米，就挖出了二十具殷商人的头盖骨和部分肢骨，据专家推测，城壕两侧，可能还有大量头盖骨。考古发掘，挖出头盖骨，通常有两种情形，或是战俘被割首，或为祭祀的猎头仪式，就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这些头盖骨，属于战俘被割首。

由此可见，到了武丁时期，虎方以青铜立国，控制着长江中游从江西瑞昌到湖北大冶一线的铜矿山，先后开发了铜岭村和铜绿山铜矿。

武丁南下“俘金”，败于“虎方”，就改以江北盘龙城为据点，开辟了一条从汉水东边进入中原的南铜北运的“贡金”路线，以确保殷商王朝中兴所需要的铜矿资源。“俘金”是掠铜，而“贡金”呢？当然就是做铜贸易了。

殷商人本来就善于经商，所以，国号为“商”。通常，他们都准备了两手，一手战争，一手贸易。能用战争解决的，就用战争解决；战争一解决不了，就做贸易。交易使用的是青铜货币，殷人用青铜贝，而“虎方”人用青铜手斧。青铜在商朝，或为礼器，或为兵器，却少有生产工具，其用途，不过“祀与戎”。而江南吴城、新干大洋洲遗存，则出土了许多青铜工具，有十八种一百四十三件，包括两个工具群，其中，六种七十五件，为手工业工具群；十二种六十八件，属于农业工具群。

看来，“虎方”的青铜文化就其全面性而言，不弱于殷商。